耻感是人在外界事物刺激下内心产生的羞耻感受。中国古人将这种心理感受加以发掘、升华,形成耻感文化,用以影响和制约人们的行为。中国传统耻感文化具有深刻而丰富的道德和伦理价值,深深植根于中华民族的社会实践,带有鲜明的中国特色。形成于先秦时期的中国传统耻感文化,主要是通过儒家思想的传播而深入中国社会、进而在中国人的行为方式中体现出来。综观这一耻感文化体系,可以看出它立足于个人修养、延展到整个社会,具体表现为向内和向外两个层面。当前,在社会思想观念日益多样多元多变,个别人身上出现耻感淡化、道德失范的情况下,深刻认识和弘扬中国传统耻感文化的积极因素,对于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具有重要意义。
 
  耻感文化与人的内心世界
 
  人是有思想、有理性的,人的精神世界有着广泛而丰富的领域。如何把握人的精神世界的方向、进而制约人的行为方式,使其沿着对社会和谐和国家安定有利的方向发展,是任何一个民族和国家都十分重视的问题。从向内的方向来考察,中国传统耻感文化具有以下几方面内涵。
 
  倡导慎独,强调内省、正己,通过正己而达到正人。羞耻之心是人的一种内心体验,是人通过与外界的互动而促成内心的变化,进而建立一种注重内省、反求诸己的思维模式,以此制约人的正己、修身过程。这一点构成了中国传统耻感文化的核心内容。慎独、内省、正己的标准,就是礼、义、廉、耻等道德规范。关于慎独,《中庸》说道:“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,恐惧乎其所不闻。莫见乎隐,莫显乎微,故君子慎其独也。”慎独,就是要求人们在别人看不见、听不到的情况下,为了求“道”而严于律己。关于内省,孔子曰:“德之不修,学之不讲,闻义不能徙,不善不能改,是吾忧也。”(《论语·述而》)“内省不疚,夫何忧何惧?”(《论语·颜渊》)孔子在这里告诉人们,只要经常内省并且不感到惭愧不安,就可以无忧无惧。关于正己正人,孔子曰:“其身正,不令而行;其身不正,虽令不从。”(《论语·子路》)《礼记·大学》载:“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,先治其国。欲治其国者,先齐其家。欲齐其家者,先修其身。欲修其身者,先正其心。欲正其心者,先诚其意。欲诚其意者,先致其知。致知在格物。”由此,儒家开创了一条以修身为本的“内圣外王”之路。它通过格物、致知、诚意、正心、修身、齐家、治国、平天下这八个环节,规定了一条理想的人生道路,对中国古代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。耻感文化在这一人生道路中具有核心作用。
 
  倡导“行己有耻”,激发人的奋斗精神,使人为实现人生理想、践行道德规范而积极进取、不屈不挠。“行己有耻”,就是要求人对自己的行为应该有羞耻之心。一个人行事,凡自己认为可耻的,就不去做。为了达到自己人格的完善,志士仁人刚直不阿、坚贞不屈,背后都有“行己有耻”的思想动因。《中庸》载:“好学近乎知,力行近乎仁,知耻近乎勇”。其中,知耻居于最深层次,它对好学、力行乃至其他种种行为发挥着重要影响。孔子曰:“富与贵,是人之所欲也;不以其道得之,不处也。贫与贱,是人之所恶也;不以其道得之,不去也。”(《论语·里仁》)孔子本人为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曾周游列国,颠沛流离、屡受困厄却矢志不移,表现出一种“临大节而不可夺”的精神。孟子进一步发挥了孔子的思想,提倡一种大丈夫气概:“富贵不能淫,贫贱不能移,威武不能屈,此之谓大丈夫。”(《孟子·滕文公下》)倡导为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而勇于牺牲:“生,亦我所欲也,义,亦我所欲也;二者不可得兼,舍生而取义者也。生亦我所欲,所欲有甚于生者,故不为苟得也;死亦我所恶,所恶有甚于死者,故患有所不辟也。”(《孟子·告子上》)由孔孟所倡导的人生理想和道德践行,为中国历代志士仁人所认同、所实践,由此造就了中国历史发展中的刚正之气,形成了刚直不阿、特立卓行、奋发有为的民族精神。
 
  倡导崇尚操守,褒扬气节。由于耻感文化能使人从内心控制自己的行为,知耻则有所不为,因而形成了中国古代崇尚操守、不媚时俗的道德风尚。这里所说的操守,其具体内涵主要是指廉洁正直、守志不辱的品行。所谓“三军可夺帅也,匹夫不可夺志”、“岁寒,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”(《论语·子罕》),讲的就是这种操守。为了保持自己的人格、品行,古人互相砥砺、激扬名声、躬行实践,以气节相尚,最终在这种价值追求的基础上形成了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气节观。
 
  耻感文化与人的行为模式
 
  人是以群体方式生存的,人的各种行为受其内心价值判断的制约,但人内心的价值判断又往往受外部世界的影响。中国传统耻感文化不仅向内要求人慎独内省、行己有耻、崇尚操守,而且向外要求人改过迁善、见贤思齐,形成了立足于耻感文化的社会道德评价机制,从而影响着人们的社会实践。
 
  改过迁善、见贤思齐的道德修养模式。这是建立在耻感文化基础上的内省机制的外化。人知耻而有所不为,是道德修养的第一步;再进一步,就是在立身行事时做到改过迁善、见贤思齐,最终达到“至善”的崇高境界。这是无数往哲先贤所追求的道德修养模式。儒家关于改过迁善、见贤思齐的论述很多。如孔子曰:“见善如不及,见不善如探汤。”(《论语·季氏》)意即看见善的言行应该想着自己怎样达到,看到不善的言行应该赶快避开。孔子所说的“见贤思齐焉,见不贤而内自省也”(《论语·里仁》)、“三人行,必有我师焉。择其善者而从之,其不善者而改之”(《论语·述而》)等,都已成为千古不易的至理名言。孟子曰:“子路,人告之以有过则喜;禹闻善言则拜。大舜有大焉,善与人同,舍己从人,乐取于人以为善”。(《孟子·公孙丑上》)孟子这里谈的也是改过迁善、见贤思齐的道德修养模式。立足于耻感文化而形成的改过迁善、见贤思齐的道德修养模式,对几千年来中国社会的发展起着激浊扬清的整肃作用,成为中华传统文化中的宝贵遗产。
 
  建立在耻感文化基础上的社会道德评价机制。立足于耻感文化,中国传统社会事实上形成了一种社会道德评价机制,影响着人们的行为。比如,北宋周敦颐认为,人生之大不幸就是“无耻”,因为无耻乃是不仁的表现。朱熹对此解说道:“知耻是由内心以生,闻过是得之于外。人须知耻,方能过而改,故耻为重。”(《朱子语类》卷94)欧阳修称廉耻乃“士君子之大节”。(《欧阳修集》卷130)纵观中国传统社会,凡是丧失廉耻之人都会遭到全社会的谴责,无德、无耻之徒都会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。这种社会道德评价机制对中国传统社会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。
 
  耻感文化与中国历史的发展
 
  耻感文化的心理基础在于人们对自己的行为具有一种责任感,社会基础在于人们对社会行为规范能达成共识。中国传统耻感文化作为中国古代哲人对于人生的一种高度抽象,对中国历史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。
 
  中国传统耻感文化特别强调礼、义、廉、耻,力倡知耻而勇、知耻则有所不为,并且使耻感文化广泛地深入到中国社会各阶级、各阶层人士的内心之中,体现在各个群体的行为之中,成为一种普遍的文化现象,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的行为选择,进而对中国历史的发展产生巨大的影响。中国传统耻感文化不但对人们的日常生活、社会交往有着巨大影响,而且对中华民族的生存发展也有着不可估量的作用。在中国历史上,每当时代发生巨变、民族蒙受苦难的关键时刻,耻感文化都是挺起民族脊梁的重要支柱。尤其是近代以来,中华民族屡遭外敌侵略,蒙受巨大的民族屈辱。在无数志士仁人为民族的独立和复兴而奋起抗争的大潮中,耻感文化是促使整个民族奋起的重要内因。在民族危难中,“勿忘国耻”成为高昂的时代主旋律,显示了中华民族团结一致、共御外侮的坚强决心。
 
  当前,我们正在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不懈奋斗。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,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,培育文明风尚。改革开放以来,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,人们的思想观念发生了很大变化,一些人心中的耻感逐渐淡化甚至出现了道德滑坡现象。有鉴于此,我们党提出了以“八荣八耻”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荣辱观。这是对中国传统耻感文化在新的时代条件下的重大发展。在新形势下,我们要以社会主义荣辱观引领风尚,需要认真发掘、继承和弘扬中国传统耻感文化的积极因素,将其作为公民道德建设的重要内容。这对于我们继承和发扬中华文化优秀传统、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无疑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。